墨索里尼将法西斯意大利的首都称为“第三罗马”,视其为罗马帝国与天主教会普世遗产的继承者;正如前两者曾相继所为,他也意图以相称的方式丰富并美化这座城市的景观。
整个20世纪20至30年代,一系列变革性项目相继规划,其中多数通过公开设计竞赛征集方案。不同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从未确立官方认可的艺术或建筑风格。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流派及边缘人士,各自秉持不同美学倾向,通过各类公共设计竞赛争夺主导权或至少争取关注,这些竞赛成为他们相互较量的主要舞台。
最具声望的当属为首都设计的项目,它们往往吸引最顶尖的参与者、最富创意的方案,同时也引发相应程度的激烈攻讦。
除备受追捧外,墨索里尼政权发起的罗马项目也最易陷入停滞未能实现,因为罗马城惯常的问题层出不穷:从基坑挖掘中暴露的古迹遗址,到国际社会对新建筑选址或风格的谴责,再到不断变动的优先事项和捉襟见肘的财政。
即便项目得以启动,设计方案也常遭当时日益掌权的实际首席建筑师马尔切洛·皮亚琴蒂尼干预。这位建筑师虽对各类建筑风格与设计师持开放态度,却要求所有作品必须披上山花与柱廊的古典外衣。
这种妥协催生了诸多怪诞的混血产物,例如阿达尔贝托·利伯拉在EUR区设计的半理性主义、半古典主义的国会宫。
正因种种变数,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往往埋没于铺天盖地的未实现方案之中——这些纸上蓝图遍布罗马每个街区及所有重要地标,以多重冲突的风格愿景反复覆盖着同一片土地,以下仅为其中一小部分。
马里奥·里多尔菲与埃内斯托·拉帕杜拉、埃托雷·罗西及维托里奥·卡菲耶罗合作,1934年
在刚从帝国广场开辟出的新帝国大道上,面朝马克森提乌斯大教堂,一侧是斗兽场,另一侧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纪念碑,利托里奥宫本应成为这座千年古城最宏伟的法西斯建筑,法西斯主义政治、行政与精神的核心枢纽。
1934年竞赛首轮方案中,当时流行的建筑流派如万花筒般尽数呈现:既有形似蒸汽船的建筑,也有冷峻的理性主义网格巨构;既有仿埃及婚礼蛋糕的造型,也有格罗皮乌斯式的动态板状组合。
第二阶段竞赛将选址移至更偏远且争议较小的阿文提诺山,最终获胜方案落户城北的墨索里尼广场,这片未开发地几乎成了所有法西斯项目的落脚点,争议性远低于原址。
里多尔菲的设计方案堪称其个人风格的典范,完美融合了当时相互冲突的审美诉求。他将动态理性主义的空间布局与古典主义的秩序美学相结合,所有立面与材质都体现着这种平衡感,并融入其独特的曲线美学体系。
这些理念在其1935年设计的博洛尼亚广场邮政局中已初现端倪,建筑虽规模较小却同样精妙绝伦。
罗马获选1941年世界博览会主办城市,后因需配合法西斯夺权二十周年庆典而延期至1942年。为迎接这一盛事,法西斯当局决定在罗马南郊建造全新永久城区。
这座从零开始的理想之城既远离历史城区的威严阴影,又与其保持象征性联结,旨在完整呈现法西斯乌托邦与神话体系。
后来成为这个地区标志性形象的巨型凯旋门最初并未出现在皮亚琴蒂尼的总体规划中,它是在两组工程师争论设计权属、最佳尺寸与材料以及施工技术时,作为提案反复讨论后逐渐形成的。
墨索里尼热情批准后,阿达尔贝托·利伯拉接手方案,将其转化为充满巧思的融合体,既展现几何流线型的现代主义远见,又清晰承袭古典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典范先例。这座曾计划跨度三百米、高度逾二百米的宏伟构想,最终因历史变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搁浅。
二十年后,沙里宁以悬链拱形式再次提起这一构想,于1965年建成圣路易斯拱门。
皮耶罗·林杰里与切萨雷·卡塔内奥及朱塞佩·特拉尼合作,1937-1938年
在为1942年世界博览会设计的“展览城”最终方案中,首席建筑师皮亚琴蒂尼采用直接委托与竞赛相结合的方式征集核心建筑设计。1937年1月公布的四项竞赛中,会议与宴会宫设计竞赛堪称最受顶尖设计力量青睐的项目。
特拉尼-林格里-卡塔尼奥的设计方案在最终评审中位列第二,最终败给利伯拉的方案。三位建筑师尝试捕捉并表达普世古典精神的核心精髓,通过理想化抽象与元素和谐的理性主义语汇加以呈现。
模块化构图曾获《卡萨贝拉》杂志时任主编朱塞佩·帕加诺高度赞誉,他痛斥区域历次竞赛中所有获奖方案都存在“妥协”与“平庸”。
此次落选对朱塞佩·特拉尼在罗马实现建筑梦想的努力造成沉重打击。继在法西斯宫竞赛第二轮落败,又因帝国大道沿线同一地块的但丁纪念馆方案被弃用后,这本是他最后一次在意大利首都留下建筑作品的机会,最终却因皮亚琴蒂尼坚持采用基于“罗马精神”的统一纪念性风格覆盖整个展览区而功亏一篑。
原罗马音乐厅因直接建于奥古斯都陵墓之上,为响应墨索里尼“解放”罗马帝国遗迹、清除数百年“寄生”建筑杂乱的指令而遭拆除,并计划以新罗马音乐厅取而代之。
竞赛内容原计划坐落于大竞技场东端轴线之上,介于卡拉卡拉浴场与帕拉蒂尼山皇宫建筑群之间,通过竞技场开阔场地与皇帝高耸的观礼台遗迹形成直接对话。
本期选中的这个方案由当时刚在阿文提诺区完成大胆新邮政大楼的双人设计团队操刀,以纪念性手法将现代抽象的明晰感与古典宏伟的磅礴气魄相融合,向这片与罗马精神神话紧密相连的圣地致敬。
项目以竞技场北侧半径为基准,构建出曲面立面的几何形态:起始处为单层悬挑结构,以柱廊支撑,凌空悬于通往古遗址的台阶之上。一座巨大的石砌单体建筑像是某种纯粹理性主义的废墟,从后方拔地而起,并向后呈放射状延伸,最终在背面敞开,露出巨大的玻璃幕墙,以及与罗马斗兽场相同的由混凝土柱梁构成的四层柱廊,向明亮的内部空间渐次退缩,与两侧的黑暗体量形成鲜明对比。
企业宫是法西斯政权在罗马市中心实施的首个重大官方建筑项目,占据了一块沿威尼托大街弧线延伸的不规则地块。项目的重要性与“法西斯团体主义”意识形态实验的意义相呼应,这种基于行会式职业分工的社会经济政治重组模式,既区别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堪称创新性社会重构。
1927年,大楼设计启动高规格竞赛,由皮耶特罗·阿斯基耶里领衔的建筑师团队胜出。作为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MIAR早期追随者,阿斯基耶里20年代的作品展现出兼收并蓄的风格,融合了学术传统实验、维也纳分离派影响、表现主义与未来主义元素。
阿斯基耶里在企业宫的设计中采用几何构图:圆形基座上叠加垂直建筑群,形成模块化摩天楼效果。此后阿斯基耶里被边缘化,皮亚琴蒂尼与朱塞佩·瓦卡罗的团队接手项目,于30年代初在威尼托大街建造了更具古典风格的现存建筑。
20世纪20年代,因诺琴佐·萨巴蒂尼执掌罗马大众住房研究所(IACP)技术办公室,以惊人速度在罗马各区及新规划郊区设计了大量住宅与“巨型街区”。他引领IACP经历了风格影响的实验性创造性融合时期,在首都交付了大量高品质社会住房项目。此前他参与设计的特里翁法莱区住宅项目,逐渐在梵蒂冈城西北部形成规模。
1929年,萨巴蒂尼为名为“新特里翁法莱”的住宅综合体制定规划方案。设计汲取了他在罗马加尔巴泰拉郊区实践各类“郊区宿舍”的经验,将多个巨型街区组合成系列建筑单元,却依然营造出连贯、整合且和谐的城市景观。
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的持续互动,以及多重视角的视觉独立性,标志着“新凯旋门”项目成为萨巴蒂尼建筑理念成熟与自信的完美时刻,同时也为他在IACP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项目最终因他于1931年辞职而告终止。
罗马中央火车站,即特米尼站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坐落于古城东区,与戴克里先浴场遗址遥相对望。这座最初采用美术学院派风格的建筑于1937年被拆除,为迎接1942年世界博览会而规划建造的新站舍——一座更大更现代化的建筑——将作为城市新门户。
法西斯当局委托安吉奥洛·马佐尼设计这座规模宏大的新建筑群,要求其既要满足终点站功能,又需具备纪念性。马佐尼在30年代已凭借锡耶纳、特伦托、威尼斯等火车站及萨巴乌迪亚、巴勒莫等邮局的设计声名鹊起。他提交的首个方案深受理性主义乃至未来主义影响,高耸的玻璃幕墙主导着夸张的水平线条外立面。然而皮亚琴蒂尼否决了该方案,要求设计必须契合罗马城千年建筑传统中的“罗马精神”。
马佐尼遂调整方案,1938年最终提交的方案呈现出更典型的古典主义结构:最终建成的两侧采用韵律感十足的拱形设计,还有未建成的正面则规划古典柱廊。二战中断了工程建设,1947年虽恢复施工,但需重新举办立面与主大厅设计竞赛。声名狼藉的马佐尼被排除在竞赛之外,不久后便移居哥伦比亚。